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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圣经译本（Chinese Versions, Versiones Sinicae）
关於圣经中文译本，我们可以按照历史的演变，分下列叁点加以叙述：
（甲）景教圣经译本
天主教教义，远自唐太宗贞观九年，即公元六叁五年，已由聂斯托利异端派（Nestorianism）的阿罗本主教（Bishop Alopen），从波斯传入了中国，起名为景教，有「教义光辉，大当受人景仰」之意。这异端教派在华凡七世纪（由六叁五年正式传入开始，时留时去，直至十四世纪末），归奉者不少，连太宗、玄宗、代宗亦信而奉之。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七八一年），景净辅理主教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一六二五年在西安附近出土），凡一千九百多字，陈述天主教义大纲（该碑的复制品见诸罗马的 Lateran Museum ）。从该碑文中，我们得知他们也传有天主教圣经，因为碑文说耶稣「圆廿四圣有说之旧法（＝旧约），理家国於太猷」；又说在他死後「亭午升真，经留二十七部（＝新约）」 他们用的叙利亚文圣经，是培熹托本，即简明本（参阅「叙利亚文译本」条） 该碑文又好像谈及他们翻译了圣经，因为碑文说：「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上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年祀至於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櫧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此外，另一份题名尊经的景教文献（写作年代未详），记录了叁十五本「大秦本教经」的名字，且说景净「译得以上叁十部」。在这些书名中，我们念到了「多惠圣王经」（＝圣咏）及「阿思（音恩）瞿利容经」（＝Evangelium，即福音）的名字。因此，学者们有认为他们已将全部或至少局部圣经译成中文。可是，在吐鲁燔（一八八五～一九○五）及炖煌（一九○六～一九○八）出土的景教文献中，却没有发现任何圣经译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份题名世尊布施论第叁（书於六四一年）的文献中，开头的六十二节，不外是山中圣训（玛6-7）的摘录（只缺了天主经），与教会初期书於七○至九○年间的十二宗徒训言（Didache）很类似。统观上面所说的，我们认为：直至有新的景教文献出土为止，我们仍未能肯定有景教的正式圣经译本存在。关於上述的景教文献，可参考罗香林着的唐元二代之景教，一九六六年出版。
（乙） 天主教圣经译本
十叁世纪末（一二九四），方济会士若望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 O.F.M. 1247-1328）获准在中国传教，领先将正统的天主教传入中国。从他的信件中，我们得知他将圣咏及新约全书译成了鞑靼人（Tartar）通用的语言，且在礼仪中采用它来朗诵及宣讲（参阅 Sinica Franciscana I, 350），只可惜这译本早已失传，因此学者们不能肯定他所说的「鞑靼人通用的语言」是蒙古语，还是正式的汉文。
随着元朝的灭亡（一叁六八年），在明朝多位皇帝的迫难下，这初生的教会也渐渐消沉下去了。经过了近二百年的缄默，耶稣会士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 S.J.）才将基督的真光再次送到中国来（一五五二年），从此，中国的教会又开始一个新纪元。在这新纪元的初期，可以说没有任何正式的中文圣经译本，只有：一、圣经经句诠解，如利玛窦（Matteo Ricci S.J.）的天主实义（一九九五），阳玛诺（Emmanuel Diaz S.J.）的十诫真诠（一六四二）等；二、圣经史实描述，如庞迪我（Didacus Pantoja S.J.）的受难始末，艾儒略（Julius Aleni S.J.）的天主降生言行纪略（一六叁五）等；叁、局部圣经译文，如阳玛诺的圣经直解（一六叁六），利类思（Louis Buglio S.J.）的弥撒经典（一六七○），司铎日课（一六七四），圣母小日课（一六七六），已亡日课等。
第一本中文圣经译本，是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巴设（J. Basset M.E.P.）的译品，译自拉丁通行本（参阅「拉丁文译本」条），约译於一七○○年，只译了大部份新约，即四史福音会编（他也个别译了四本福音）、使徒行传圣保禄书信及希1 ; 其馀的经书，即希2-13、七封公函及默示录没有译出（或已失传）。译文是简单而通俗的白话文，其中术语有些已是定型的，今日仍采用；有些则不大清楚和欠缺准确。可惜这译本没有出版，现存於伦敦的 British Museum（思高圣经学会也存有一份抄本，抄於一九叁四～一九叁五年），称为 "Sloan Manuscript" ，日後马礼逊（Dr. Robert Morrison）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基督教中文新旧约全书（後详）的新约部份，也脱胎於此。在香港的香港大学图书馆仍存有马氏於一八○七年带来的巴氏译本的一份抄本。
第二本中文圣经译本 也是第一本中文新旧约全书译本 是古新圣经，由耶稣会士贺清泰（Louis De Poirot S.J）译自拉丁通行本，大约译於一八○○年，只缺了（也可能是失掉了）歌及大部份先知书（依、达及纳则译出），并按 Corneliusa Lapide S.J.（卒於一六叁七年）的注释本（Commentary）加上经训。译文简单通俗，有时带有北方俚语；圣咏、先知书及智慧书的译文，屡屡不易明白；固有名词、动植物学名及圣经术语的翻译不一致。这译本也没有出版，原译本（直至一九四九年）存於北平北堂图书馆。思高圣经学会也存有这译本的局部摄影本（列上及列下），影於一九叁六年，其他部份则於中日战争时被日军焚毁。
十九世纪末，两位国籍神父着手翻译圣经：王多默（正名未详）先後於一八七五及一八八叁年翻译了四福音及宗徒大事录，同时辛方济（正名未详）也翻译了四福音，可惜这些译本没有问世，译文（直至一九四九年）存於上海徐家汇图书馆。一八九二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德雅（J. Dejean M.E.P.）出版了他翻译的四史圣经译注，译文「雅」而不「信」。一八九七年耶稣会士李问渔翻译和出版了新经全集，译文也是很「雅」而不常「信」与「达」，尤以圣保禄书信为甚。
本世纪初（一九一叁年），马相伯翻译了 A. Mastai Ferretti 的 Les Evangiles unis, traduits et commentes ，题名为新史合编直讲，译文雅而达；同一译者还出版了救世福音，（一九叁七）和注解四史圣经（一九四八）。一九一九年，耶稣会士萧静山出版了四福音，随後又出版了新经全集（一九二二）：译文简洁通顺，语气热切动人，因此数十年来成了中国天主教会的 可以说 「中文通行本」。因此，耶稣会士巴鸿勋（J. Bataille S.J.）也用他的译文出版了新经合编「一九叁二）。虽说如此，但在圣经学严格原则的要求下，这「中文通行本」在中文修辞，尤其在圣经学术方面尚多缺憾，因此，耶稣会士们觉得有修订的必要，并於一九四八年出版了修订本，是按照希腊原文修订的。
一九二叁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卜士杰（P. Bousquet M.E.P.）翻译了新经公函和默示录；同一传教会会士欧声石（L. Aubazac M.E.P.）也先後於一九一五及一九二七年翻译了圣保禄书信及宗徒公函。此外，在耶稣会士狄守仁（P. Petit S.J.）领导下，耶稣会士也出版了福音（一九四○）、新经全书（一九四九）、宗徒大事录（一九五五）及罗马书（一九五六）。可是这几本译本，即卜氏、欧氏和狄氏的译本，都是「心有馀而力不足」，未合水准。
上述的多种天主教译本，都是译自拉丁通行本，只有萧静山的修订本略按照希腊原文加以修订。除了这些译自拉丁通行本的中文译本外，吴经熊博士先後於一九四六及一九四九年翻译了圣咏译义初稿及新经全集，译自英文法文译本，译文高雅，却屡欠中肯，尤以圣咏及圣保禄书信为甚。
一九四五年，为了满全中国主教团第一届会议（一九二四）那尚未满全的期望，方济会士雷永明（Gabriel M. Allegra O.F.M.），在当时教廷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Mgr. M. Zanin）的赞同及祝福下，於北平创立了思高圣经学会（一九四八年南迁香港，时至今日），在十多位方济会士的合力辛劳下，费了十六年工夫（一九四五～一九六一），从圣经原文译就了全部圣经，并加上引言、注释和附义，凡十一卷，共九千多页；此後又费了五年工夫（一九六叁～一九六八）将这十一卷圣经重加修订，出版了圣经合订本，附有简短引言、注解、绘图、附录及彩色地图多幅，全书凡二千馀页。这是中国天主教会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圣经学会，也是第一本译自原文的圣经中文译本。
最後，一九六九年，台湾光启出版社也出版了新经全集新译本凡二册，即四福音及宗徒大事录和宗徒书信及默示录。
（丙）基督教圣经译本
基督教（以往又称：更正教、誓反教、耶稣教、福音教、新教）对圣经的中译，自十九世纪开始，也有不少的贡献。
第一本基督教圣经中文译本，是马士曼（John Marshman）和拉沙（Joannes Lassar）在印度译成的汉文译本，译自拉丁文本。新约译本於一八一一年译成，圣经全书则於一八二二年出版。
第一本在中国翻译的基督教中文译本，则由第一位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开始翻译。他於一八○七年到达广州，带有天主教巴氏译稿（见上）的一份抄本。一八一○和一八一一年，他先後译成了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一八一叁年，新约圣经也译成了，一八一四年出版。至於旧约则由米怜（William Milne）与他合作，一同译出。因此，一八二叁～一八二四年间，出版了圣经全书共二十一卷。一八四五年，米怜的儿子又修订了路加福音及使徒行传。
不久以後，由麦都思（Medhurst）、郭实猎（Gutzlaff）、裨治文（Brigman）和马礼逊的儿子（J. R. Morrison）组成四人小组，准备一新译本。新约於一八叁七年出版，名为新遗诏书，是石印本。旧约圣经则於一八叁八～一八四○年间出版。一八四○年，郭氏又出版了他修订的新遗诏书，改名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这译本也曾被太平天国所采用，但颇多删改。
一八四叁年，伦敦会、公理会、美国浸礼会等，派代表到香港举行会议，决定修订一更完善的译本，名为代表译本（ Delegates' Version）。一八五叁年出版了新约圣经。由於对 GOD 一词的译法，意见分歧，出版了两个版本：美华圣经会采用「神」字，大英圣经会用「上帝」。浸礼会则早已退出，按照马士曼译本，另行出版（後详）。
至於修订旧约圣经，则另行改组一个来自广州、香港、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的代表委员会，进行工作。但是，由於意见分歧，分成了两个团体，各自工作。第一个团体由麦都思、米怜、施敦力（John Stronach）和理雅各（James Legge）组成。修订工作 更好说 新译工作，於一八五叁年完成，次年出版，与上述的新约圣经代表译本，订在一起，名为代表译本圣经。另一团体则由裨治文和克陛存（M. S. Culbertson）组成。一八五九年及一八六二年先後出版了新约圣经和旧约新译本，为美华圣经会所采用。
浸礼会则由高德（J. Goddard）修订马士曼译本。一八五叁年出版了新约全书；一八八叁年又出版了这新约全书的修订本，由罗尔梯（E. C. Lord）修订。至於旧约则先由高氏，後由罗氏完成，一八六八年出版。
一八九○年，基督教在上海举行传教大会，议决出版和合译本（Union Version），分文理、浅文理和国语叁种版本。文理和合译本先後由湛约翰（John Chalmers）、艾约瑟（Joseph Eckins）、惠志道（John Wherry）、谢卫楼（Z. Shelffield）、沙牧师（M. Schaub）、卢壹（J. Lloyd）和皮尧士（T. W. Pearce）负责。新旧约先後於一九○六及一九一九年出版。
文理译本出版後，私下进行浅文理译本的，有扬格非（John Griffith）和施约瑟主教（S. L. Schereschewsky）：前者的新约出版於一八八五年，旧约（译至雅歌）则於一九○五年面世；後者的新旧约圣经则於一九○二年出版。至於官方的浅文理和合译本则由包约翰（J. S. Burdon）、白汉理（H. Blodget）、纪好弼（R. H. Graves）、叶道胜（J. Genahr）和汲约翰（J. C. Gibson）负责，只出版了新约（一九○四年），以英文修正译本为蓝本。
国语译本，则先有南京国语新约圣经译本，一八五七年出版，由麦都恩和施敦力译成。继有北京国语新约译本，由五人委员会（Eckins, Martin, Burdon, Schereschewsky, Blodget）译成，一八六六年出版。一八七二年出版修正本。由於「GOD」的译法分歧，故有「神」、「上帝」及「天主」叁种版本。一八七四年，施约瑟主教出版了旧约国语译本。因此一八七八年大美圣书公会将这本旧约国语译本，与北京新约译本合并成一本圣经全书。此後杨格非又翻译一本圣经白话译本：新约於一八八九年出版，旧约只译了一部份。
国语和合译本由一个七人委员会负责，後只剩下狄考文（C. W. Mateer）、富善（C. Goodrich）、鲍康宁（F. W. Baller）、文牧师（G. Owen）和鹿依士（S. Lewis）新约圣经於一九○六年出版，圣经全书则於一九一九年出版。先後费了二十七年的工夫。
此外，尚有全部或局部圣经的方言译本，如上海语、福州语、宁波语、广州语、厦门语、兴化语、苏州语、客家语、台州语、蒙古语、安南语、花苗语、建宁语、满州语、汕头语、西藏语、五经富语、温州语等译本。
上面所谈的一切译本，由马士曼译本开始至各种方言译本为止，全是外国传教士的译品。一九二九年开始了基督教华人译经的纪元。第一本是朱宝惠与赛兆祥（Sydenstriker）的新约全书译本（一九二九）；赛氏死後，朱氏再作新译，译自希腊原文，一九叁六年出版。第二本是王宣忱的新约全书（一九叁叁），即官话和合译本，译自一九一六年伦敦印行的拉丁文本。第叁本是吕振中的新约全书（一九四六），译自苏特尔编的希腊译本（Souter's Text），一九五二年出版新约新译修稿；一九七○年出版全部圣经。第四本是陆亨理和郑寿麟的国语新旧库译本新约全书。新约部份於一九叁九年出版，新约与诗篇（圣咏）的第叁版试验本，则於一九五八年出版。此外，尚有一些局部的圣经译本，如译自英文本的现代语文圣经新约译本（一九五六）自号「蒙恩者」译的新约雅各书（一九五八），王福民牧师的汉英对照，文言白话兼用的雅歌（一九六○），刘翼凌的新译约翰福音（一九六四）。据闻圣经公会将出版以现代口语所译成的新约全书，现在正在排印中，将於本年（一九七四）年底出版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