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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多祿前後書（Epistle I and II of Peter, Epistola I et II Petri）
在新約內有七封書信，通常稱為「公函」，伯前與伯後即七封公函內的兩封，今為清晰起見，將伯前、伯後分述於後：
一、伯多祿前書：
1、內容：伯前共分為五章：1:2為信首致候辭，在這致候辭裡，說明作者乃宗徒之長伯多祿，收信人乃小亞細亞各地教會。1:3-12為全書的引言，說明蒙召獲得信德，因而來日能獲得永生，全屬天主的大恩。為此，作者由1:13-5:11，都是對信友的勸言，即一、勸勉信友善度聖潔的生活（1:15-16）；尤其要以兄弟的愛，彼此相愛，（1:22）；二、勸勉信友師法基督，敦品勵行服從政權（2:13-14），僕人服從主人（2:18），妻子服從丈夫，丈夫善待妻子（3:1-7）；三、勸勉信友在遭受迫害時，要安心忍受（3:13-18）；四、再度勸勉信友度聖潔的生活及彼此相愛（4:1-13）；五、再度勸勉信友要為基督樂於接受試探與苦痛（4:12-19）；六、勸勉為長老的善盡己職，青年要服從長老（5:1-7），勸一切的人要醒寤，以信德抗拒魔誘；5:8-11為信尾的祝福。此外，應注意的一點，在3:19作者勸信友安心忍受苦痛，提及耶穌的死亡，論及耶穌死亡時，順便提及基督曾藉神魂去給那些在獄中的靈魂宣講過，這裡所說的「獄」，乃按猶太人的思想，言人死後靈魂所聚的地方，也稱冥府，換言之，猶如吾國所慣說的陰間。信經的「我信其降地獄」，即本於這段經文。耶穌給獄中的靈魂宣講了些什麼？據教會傳統的解釋，即向在該處期待默西亞降來的好消息的靈魂，宣佈了默西亞已來了，而且已完成了他救贖世人的大功。
2、作者及時地：關於這一問題，沒有太大的難處，因為由初期的教會開始，教父們幾乎一致認為本書作者，即本書1:1所寫的宗徒之長伯多祿。所有小小疑難，即本書的希臘文雖不能說極為優美，卻也可說相當工整；而伯多祿原不過是加里肋亞湖邊的漁夫出身；以一猶太漁夫，而竟能寫出這樣的希臘文，有點出乎尋常。不過，對這一問題，5:12已有所解答，即伯多祿曾明言，他寫這信，用了息爾瓦諾——即息拉為代筆人，而息拉無疑對希臘文有相當造詣。而且從得前1:1; 格後1:19; 宗15:40; 16:19, 37-38; 17:1, 4; 18:5等處，得知息爾瓦諾，也曾是保祿的傳教伴侶，這樣也許對本書內有不少觀感，甚至字句和保祿書信極相似，甚或完全一樣，有所幫助（參閱3:1, 7和格前7; 弗5:22-33; 哥3:18-19; 伯前3:22和弗1:20-22等）。關於寫本書的地點，乃當時以驕侈淫逸聞名，伯多祿比作巴比倫的羅馬。至於寫這信的時期，因在本書內，一再勸勉信友要忍受迫害，固然這迫害可泛指來自外教人一般的迫害，但如特別指來自難為教會最激烈的尼祿皇帝的迫害，也頗適當。故這信大約寫於公元六三∼六四年尼祿皇帝迫害教會期間。
二、伯多祿後書：
1、內容：伯後只有三章，除1:1-2為致候辭，3:17-18為結尾語外，可分為兩大段：前段（1:2-21），勸讀者為相稱自己的聖召，要盡力修德行善；後段（2:1-3:16），痛斥假教師的各種邪說謬論，並強調主必要再來。
2、作者與時地：關於本書作者以及成書時地等問題，本書較前書比較困難複雜。首先由於本書與前書的文筆迥異，再者本書所申斥的邪說謬理，初世紀末甚為昌盛，而且書中數處語氣，如3:4「自從我們的父老長眠以來……」，「正如他（保祿）……在一切書信內……」，猶言當時保祿的著述已成了專集，看來伯後當為晚出。也即因了上述的疑難，較早期的教父，未有提及此書信，最早提及本書信的乃三世紀的敖黎革乃。而聖熱羅尼莫清楚的說出，不少人不以此書為出於聖伯多祿的理由，乃因此書與伯前文筆、體裁和造句的迥異。因而不少近代的學者，也就不以此書為伯多祿的著作，而強調為隱名氏於初世紀末，偽托伯多祿之名，而寫了這信。不過持反面意見的，即以伯多祿為本書作者的，也並不乏人，即近代學者中如 Benoit，Vaccari 等學者，仍堅持後一意見。那末上述疑難，可以其他理由來加以解釋。首先對前後書二書文筆之互異，遠在古時，聖熱羅尼莫業已強調，這是由於聖伯多祿所用的執筆人不同。至於本書所痛斥的邪說謬理，雖昌盛於初世紀末，但不能說在伯多祿去世前，絕對沒有發生過，因為在本書內所攻斥的邪說謬理，如「不但褻瀆眾尊榮者，他們都是膽大驕傲的人」（2:10），「縱情淫樂」（2:13-14）等，在聖保祿的書信內，也曾有類似的痕蹟（參閱哥及弟後3:2-6），因縱情淫樂，在公元前已由希臘一哲學派（伊壁鳩魯派Epicuraei）散佈於小亞細亞各地，尤其有一不可否認的事實，即本書二章與猶達書有文字上的關連，且據一般學者的意見，是伯後曾參照過猶達書，而猶據耶路撒冷譯本引言內說，大約成書於公元七○∼八○年。果如此，則伯後所申斥之假教師及他們的邪說謬理，至少在公元七○∼八○年已有，因在這期間，猶已予以痛斥。那末，何以竟對伯後因了該書內所攻斥的邪說謬理與猶書相同，而竟說伯後成書時間當在公元一○○∼一二五年間，這是否合乎邏輯原則？是以雖如耶譯本所說，在當時偽托一名人著書立說，以廣收效，為當時乃一普通事，不過在未能確實證明伯後非出自伯多祿，更好仍如本書內證所述，以伯後歸之於伯多祿。由本書內證看來，作者不只在致候辭內，自稱為耶穌西滿伯多祿，而且他還說他是耶穌顯聖容的目擊證人（1:16-17），並以平等身份稱保祿為兄弟（3:15），又說，這已是第二封信，學者們公認這是針對伯前所說。此外，在信首開端勸讀者修友愛之德如伯前1:22所說，如出一轍。再者如本書1:14所說，「我知道我的帳幕快要拆卸了」，即宗徒之長，在巴比倫——羅馬見教難日熾，深感他為主捐軀之日日近，而且作者還說，「是主耶穌指示給他的」等。是以最好以伯後乃伯多祿宗徒，在他被釘死前不久，大約公元六六∼六七年間，在羅馬寫成的。從文字方面來說，充其量，也許在聖人死後，有人或許為聖人的弟子，曾加以潤飾，但絕不能因此便否認伯後非伯多祿的作品，且成書於伯多祿死後三十至五十年，即公元一○○∼一二五年間。
見猶達書、諾斯士派、伊壁鳩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