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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Poor, Poverty, Pauper, Paupertas）
在古中東的社會中，幾乎沒有現在所謂的中產階級，只有強權富貴及卑微貧窮的兩個極端相對的階級。但是，由後來所發現的古法律文件證明，當時在美索不達米亞及埃及皆有保護窮人利益及立場的明文規定。惟有在希臘帝國時代的窮人最為可憐，毫無保障，到走頭無路時，只有全家賣身為奴，受富貴人家的驅使，這是舊約及新約時代大致關於貧富不均的社會背景。
以民在它的初期時代，亦就是自建立至君主時代，或謂自它由半遊牧生活而轉向定居生活的時期間，貧窮似乎並未成為當時社會或宗教的難題，沒有貧富不均的現象，蓋一切家庭都在過著貧窮的日子。直至它在許地定居之後，開始有了個人事業的發展，有了商業上的往來，有了金錢貨物的出入，有了個人家庭私產的購置佔有，再不是全族或全支派的共同產業時，格外是自君主政權建立，社會上出現一些特權人物，特權家族，全體百姓應繳納賦稅及體力服役之後，才漸漸在以民間出現了貧富不均的現象。
一、法律上對窮人的保障：
梅瑟在天主的默感下，似乎早就注意到了這種社會情形即將出現，故此在他的法律上，也早就訂立了保障窮人利益的條文：凡是因貧窮賣身為奴的人，服役六年之後，應無條件的還其自由之身（出21:2），盡可能的使他滿載而歸（申15:13-15）。安息年上，窮人有權自由摘取土地不耕而自生出來的果實（出23:10-11）；判宮對窮人的訴訟不可歪曲正義（出23:6），天主自己是窮人們的保護，代窮人伸冤（出22:21-24）；富有的人不應壓迫貧窮的傭工，不應欠壓他們的工資（申24:14-15）；相反，應大方地向窮人借貸、施捨或賜予（申15:7-11）；不應索取利息或重利（肋25:35-37），收割時，應留下些許讓窮人拾取（肋19:9）。
二、先知們替窮人伸冤：
梅瑟固訂立了愛護保障窮人利益及人權的法律，但是緊跟著社會環境的變遷，以及貧富懸殊的日益明顯，窮人的處境日漸困難，益無保障，受盡權勢人物的欺凌壓迫，這尤其以君主政權成立以來為最。正在此時，出現了一批滿具大無畏精神的先知，他們義正詞嚴地向富貴的惡人斥嚇痛責（亞2:7; 4:1; 5:11），預告他們將得災禍（依5:8），因為他們「屈枉小民的案件，剝削我窮民的權利，攘奪寡婦和劫掠孤兒」（依10:2）；「壓榨我的百姓，折磨窮人的臉面」（依3:15）；不遵守與天主訂立的盟約（亞2:9），故此天主將毀壞其君國（則22）。窮人卻將獲得天主的喜愛及安慰（依29:19），要首先聽到天主的喜訊（依61:1），上主自己將是他們的救主（耶20:13）。
「困苦」「貧窮」的人，亦用來指受充軍磨難的以民（依49:13），或指熙雍（依51:21; 54:11），這種觀念使後期的一些先知，尤其是充軍之後的先知及一些聖詠的作者，將窮人與熱心的善人及義人相提並論，等量齊觀，二者完全相同（詠25:16; 40:18; 69:30; 86:1; 109:22）。充軍之後，以民的處境固然的確貧困卑微，常受巴比倫及波斯強權的壓迫，他們惟一的依賴只有上主天主，諸凡投奔依賴上主的人，自然是心地謙虛，善良，及熱心的善人，這種人的祈禱，天主是不會拒絕的（詠9:13, 19）。於是貧窮的觀念有了變化，它不再是只指純社會階級的受苦的窮人而言，它開始進入了宗教神學的範圍，不只指一種現實的情形，而更是指一種對現實生活的態度。
三、智慧書上關於貧窮的言論：
所謂之貧窮富貴只是兩個相對的觀念，二者都不是絕對的好或惡。貧窮固然不好，但是一個敬畏天主的熱心窮人，卻遠勝過邪惡的富人（多4:21; 詠37:16; 箴15:16; 16:8; 17:1; 19:1, 22; 28:6; 訓4:13）；財富固然好，但若不以正義的手段存積或利用，則難免犯罪（德13:30），健康強壯的窮人勝過百病纏身的富翁（德30:14）。但兩個極端似乎都不是理想的處境，故此作者衷心祈求說：「貧乏或富裕勿賜與我，只供予我必需的食糧，免得我吃飽了，背叛你說：「誰是上主？」或是過於貧乏，因而行竊，加辱我天主的名」（箴30:8-9）。這種祈禱的依據是以民以為富貴或貧窮皆來自天主上智的措施（箴22:2; 29:13; 德11:14; 見申15:11; 撒上2:7），「上主賜的，上主收回」（約1:21）。
人貧窮的原因多次是由於人的懶惰（箴6:10-11; 10:4-5; 19:15; 24:30-34），酗酒過度（德19:1），生活奢侈（箴21:17; 23:20-21; 德18:32-33），固執於惡（箴13:18），追求虛幻（箴12:11; 28:19），想發橫財等而來（箴20:21; 28:22）。當然除了這些人為的原因之外，天然的災禍及戰爭也是使人致貧的重要因素，雖然聖經上絕少提及。
雖然如此，約伯傳仍然讚美對窮人大方施捨的美德（約29:12, 16; 30:25; 31:16），並清楚地描述了窮人的可憐處境（約24:2-12）。
谷木蘭的宗教團體很重視貧窮，自動甘心度團體貧窮的生活，在他們的心目中，按照聖詠的記載（詠9:10; 72:12-13等），窮人及善人是沒有分別的，蓋默西亞亦曾被描寫為貧窮人（匝9:9）。但是公元七○年以前的經師們，對於貧窮卻採取了卑視的態度，認為是天主的懲罰，是應盡力躲避的災禍；相反的，財富卻是天主祝福的明顯表徵。直至耶京失陷之後，才又重新提倡及讚美貧窮的善人。
四、在新約中：
雖然舊約關於貧窮的言論非常之多而且雜，但是貧窮在宗教觀點上的真正意義，卻是在新約中才被正確地闡明出來。耶穌對於貧窮的言論並不太多，他認為貧窮是人生社會上必有的一種現象（若12:8）。他自己，自生於馬槽至被埋葬在墳墓裡，一生過了貧窮的生活，以實際的行動指出了貧窮的可貴。在他的傳教時期，是由一批熱心的婦女及善人賙濟他的生活需要（路8:3），故此他可以坦然地說：「狐狸有穴，天上的飛鳥有巢，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路9:58）。他也如此教訓願意獲得永生的富少年，應變賣一切所有，施捨給窮人，然後跟隨他（路18:22; 5:11, 28等）。有財產的人當善自利用（路14:12-14; 6:30-34; 12:33; 19:8-9; 3:10-14等），並嚴厲責斥狠心的富貴人（路16:19-31; 12:16-21; 1:51-53），讚美只給了兩個小錢的窮寡婦，間接地責備了那些吝嗇的富人（谷12:41-44等）。宣告窮人將得福音的傳報（瑪11:5; 路4:18; 見依29:18-19）。窮人或神貧的人將得天國的產業，意即將進入天國（瑪5:3; 路6:20）。耶穌雖然視財富為人進入天國的阻礙（瑪6:24; 10:9-10; 19:21-26; 谷10:23-31; 路12:15-21; 14:33; 18:20-30），卻沒有要求改變社會的現象。
應當注意的是新約上貧窮的觀念，格外路加所說的窮人，與當時希臘文化界所說的窮人並不完全相同。它不是指社會上單純的無產階級的窮人而言，它的出發點是基於宗教及神學的觀念。它很相似聖詠上所說的那些與窮人等量齊觀的「謙遜、卑微、心地善良的熱心人」，他們清楚地感覺到自己內心的空虛，急切的需要，及無依無靠的處境，因而只有天主是他們的依賴救助，這也就正是瑪竇所說的那些有福的「神貧的人」（瑪5:3）。基於新約對道德倫理的強調，所謂之「神貧的人」只能基於以上所說的來解釋，即是那些不貪戀世物，不將心靈置於財富之上，而自知一無所能，在物質及精神方面完全依恃上主的人；換句話說，貧窮的精神，在新約中所主要強調的，是人越有內心貧窮的精神也越能真正實行外在的貧窮，以及自願的貧窮（谷10:21等）。這種思想——自願的貧窮——在舊約上是找不到的。
關於貧窮的言論，在其他新約的書籍中不甚豐富，但是我們知道，聖保祿的確曾以他的言行，勸勉外方教會的信友們，要大方賙濟耶京的貧苦教會（迦2:10; 羅15:26）。他並切望富有的，要將自己多餘的財產分施給窮人，以彌補貧富不均的缺憾（格後8:14），要效法耶穌，「他本是富有的，為了你們卻成了貧困的，好使你們因著他的貧困而成為富有的」（格後8:9; 參見格後8:9兩章）。保祿本人在他的傳教生活上，也嘗試了不少貧窮的苦味（格後6:3-9）。更露骨地將對窮人的愛護之情表達出來的要算是雅各伯（雅1:9-11; 2:1-13; 5:1-9）。初期教會的信友們，甘願過實際的愛德及濟貧的生活，「眾信徒們都一心一意，凡各人所有的，沒有人說是自己的，都歸公用」（宗4:32），以致「在他們中沒有一個是貧乏的人」（宗4:34），故此他們的團體，實在堪稱為一個理想的團體。應當注意的是教會的初興，在當時的羅馬大帝國時代，是惟一的一個由貧窮及下層社會的分子所組成的一種運動，它一反其他一切組織及運動的規律，是由下而向上發展的，無怪當時人都稱它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窮人社團——教會。
見財富、愛德、乞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