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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紀（Deuteronomy, Deuteronomium）
為梅瑟五書最後一部書名，除應細讀梅瑟五書條外，應參閱：法律、盟約、慶節、敬禮等條，此處只簡單地介紹一下本書的：（一）名稱、（二）主題和內容、（三）作者、（四）重要性、（五）中心思想。
（一）名稱：申命紀一如梅瑟五書其他各卷，在希伯來原文聖經中，取首字為名，稱為「這些話」。猶太經師稱之為「Mishne」即「重申前命」之意；七十賢士譯本稱本書為「Deuteronomion」，意謂「第二法律」，或「重申前命」；拉丁通行本從之。中文「申命紀」一名是出自七十賢士譯本，這名稱與本書的內容極為相宜，因為本書內的法律，泰半不是新法律，而是梅瑟把西乃山下所立的法律（出19-23），重新扼要地向以色列子民新的一代，再述說一遍。
（二）主題與內容：學者皆稱申命紀為「梅瑟的遺囑」，因為本書所記，是梅瑟死前一個月（1:3; 34:8），在摩阿布平原向以色列子民的新一代所講的三篇演詞。在這些演詞內，他回顧四十年來在曠野中所經歷的一切。一方面將天主對選民的愛護與仁慈和盤托出，另一方面也指出天主之所以懲罰他們，是在彰顯他的公義，其用意是在勸戒當代和後代的以色列子民，務要恪守盟約的法律，對天主表示忠誠孝愛，善用天主的恩賜，選民的禍福存亡，全繫於他們是否忠實遵守盟約。本書亦可視為梅瑟五書的結論，因為創世紀是記述選民的來源，出谷紀是記載天主為以民所做的豐功偉業，怎樣揀選他們為自己的百姓；肋未紀是闡明百姓對天主應盡的職務；戶籍紀是敘述天主長久試探了他們的忠誠；而申命紀正是這段歷史的結論，指出為天主百姓的以民，究竟當具備什麼條件，才能在許地安居樂業。
本書的內容，除包括一段簡單的導言（1:1-5）和較長的結論外（31-34），是由三篇演詞所組成：第一篇（1:5-4:40）是選民過去歷史的回顧（見出1-18）；第二篇（5:1-28:69）是討論各種法律，包括倫理、禮儀、民法三種，這是神權政體之下的以民，所應遵行的法律（見出19-24）；第三篇（29-30）是對以民命運預先提出的誠懇警告，預示他們存亡的關鍵，全繫於守法與否。31-34記述梅瑟最後的訓示與事蹟。
（三）作者：凡涉獵過申命紀一次的讀者，都會看出申命紀與梅瑟五書其他各卷有莫大的區別。無論在文法與語氣上、或思想上，都別具風味，又本書雖稱為法律，但文法與語氣，皆非立法者的口吻，只以循循善誘的口氣，反覆叮嚀，陳述各種理由，勸勉以民忠信於主；並且三令五申地將天主的愛情、仁慈和公義，擺在百姓面前，援引過去的歷史，證明自己的論斷：忠心守法，必國泰民安；違犯法律，必家破人亡。
由於本書別具風格，在經學界中，遂掀起了一個「誰為作者」的劇烈爭論。關於此點，詳見梅瑟五書作者條。十九世紀前，無論基督教會或猶太經師，無不以梅瑟為本書的作者（見31:24-26; 瑪19:7及申24:1、谷12:14及申25:5、宗3:22及申16:15、羅10:5-7及申30:12、若1:17等處）。但自十九世紀以來，第一個攻擊傳統意見的人是德外特（W.de Wette 1805），他認為列下所記載的約史雅王時代，大司祭在上主殿中所發現的法律書，即是約史雅王為復興宗教，授命司祭所編纂的申命紀，偽託梅瑟之名而發表的。這一學說為唯理學派頂尖人物，如委耳豪森等所接受，稱此一行為為「善意的欺騙」，的確轟動了一時。不過近數十年來，經過學者不斷的努力研究，有許多學者（數目日漸增多），有見於本書中的用辭與資料，具有古代的色彩，將本書寫成的年代，推至撒慕爾時代（T.Desheicher）、或民長時代（H. C. Welch），甚至舍根盟約大會時代（R. Brinker，見蘇24章），羅伯特生（E.Robertson）甚至認為本書是撒慕爾先知將梅瑟原有的法律資料，編為法典，作為王國時代的行政大綱。
是以近代不少的學者又返歸傳統的意見，公認申命紀主要部分出於梅瑟。當然其中也有許多增補或變更的地方，因為民法的性質本身即是與時俱進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民法雖有變更，但梅瑟仍不失為作者。今舉出數點以資證明：
1、申命紀前半部的歷史敘述，與本書中所指的環境甚相吻合，如當時快要進入許地，梅瑟又知死期不遠，便給在場的與未來的民眾，作末次訓話（見29:13, 14），囑咐他們善守法律；這時目睹西乃山天主發顯的長輩們多已故去，剩下的一般青年必須聽到西乃山的事蹟，同曠野中的長征史，才有殷鑒在前，日後進入許地，方不至重蹈覆轍，去敬拜邪神。
2、同時重申前令，在這種場合下，更容易得到解釋：一則關於未來的許地生活，梅瑟能增補或變更許多法律，因為他很關心未來，使以民有鞏固的組織，這是顯而易見的；二則為宣佈這樣的法律，梅瑟當然是最相宜的人物，「梅瑟學習了埃及人的各種智慧」（宗7:22），因為他生長在埃及的王家，他不祇精通各種學問，而對於埃及的法律更非常熟悉。既然天主上智的措置使他這樣長於學問，富於經歷，所以他不能不顧慮到以民未來的生活，應予以固定的法律。
3、本書的後半部，也絕不應視為事後的預言（如唯理派學者所言），因為梅瑟由於過去四十年的親身經歷，很能預料以民未來的遭遇。過去他們既然再三拒絕了上主的恩寵，自然日後也難保不失信於上主。但是由於長久的經歷，他又認識天主是極慈愛的，寬忍的。那末，以民既是萬民中天主特選的民族，自然也不會永久遭受他的擯棄，天主的仁慈必要得到最後的勝利，更何況如我們承認梅瑟真是一位大先知（見18:15），他所預言的事，更不能不予以應驗。
4、如果申命紀，不是那位建立神權政體國家的偉大梅瑟的著作，十二支派（特別在分為南北二國之後）怎能把它作公法？歷史告訴我們，南北二國都一致將申命紀定為治國大典。撒瑪黎雅五書更告訴我們，北國以民流亡之前，撒瑪黎雅人已奉申命紀為國法。如果申命紀不是古法，何能如此？
5、我們如不承認申命紀的來源古遠，此後歷史書的記載，先知們的宣講，也是無法理解的，因為他們都引用本書，採取它的真意，敦勸百姓遵守本書中的法律，同時指出申命紀最後幾章內，梅瑟的預言，怎樣在以民的歷史上逐一應驗（詳見歐瑟亞與耶肋米亞）。
6、所謂的「敬禮集中法」（申12），亦並非如唯理派學者們說的，是約史雅所發明的，以完成他的宗教改革，因為「敬禮集中法」是基於西乃盟約，基於唯一的約櫃，那裡有約櫃，那裡即有上主的臨在（見出23:17; 34:23, 24）。如果「敬禮集中法」是出於約史雅王，或希則克雅王，那末，蘇22章所記載的，東方兩個半支派在約但河岸築了一座祭壇，幾乎因此大動干戈之事，將作如何解釋？達味聖王又為何急於為上主建立聖殿（撒下7:1-7）？南北二國分裂之後，雅洛貝罕又為何急於再建立一宗教中心（列上12:25-33）？並且在約史雅王之前，阿撒（列上15:11-14）、約沙法特（列上22:43-44）、約阿士（列下11:17-12:4）等王，亦都作過同樣宗教改革之事，這些史事將如何解釋？
7、約史雅施行宗教改革，並非在發現上主法律書之後，而是在前，即在他登極後第十二年即著手改革，及至十八年修建聖殿，才發現了法律書。詳見編下34章。
至於風格不同，亦比較容易解釋，因為本書是以遺囑的方式，演說的體裁寫成的；體裁不同，當然用辭或語氣也不能相同，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所以申命紀一書，除了卷末一小部分，與梅瑟逝世的敘述外，其餘的主要部分，皆是出於梅瑟。
（四）重要性：按一般學者的公論，無論是公教或非公教以及唯理派學者，皆認為申命紀不論在文學方面，或宗教方面，對後期的作者影響很深；並且這種影響是如此明顯，致使許多唯理派學者都認為舊約的大部分經卷，特別是先知書，都是仿效申命紀而寫的。雖然有些學者以為申命紀的寫作時期當在先知的以後，但由此可證明彼此之間的密切關係。
我們都知道梅瑟五書簡稱「托辣」，後來這個名字成了全部舊約的名稱，但這名稱又特別用為本書（17:18; 31:26等處）。如果我們能了解以民對「托辣」所有的尊敬，那便能明白他們對申命紀一書的重視；本書是應置於上主的約櫃之旁，每七年應向民眾宣讀一次（31:9-16），這又使我們知道本書所具有的價值。由此可見，本書必是以色列子民所共知的一本書，無怪先知們引用申命紀特別多，無論是在他們的書籍中，或預言裡，如若蘇厄書、民長紀、撒慕爾紀上下、列王紀上下、以及各先知書，差不多每卷裡都可見到申命紀的思想。申命紀一書的影響如此之大，無非因為它是以民建國保國的大法。以民是以神權政體立國的民族，天主是他們至高的君主，無上的立法者和裁判者。申命紀就是天主給他們所立的法典，在以神權為本的國家裡，宗教、政治和社會是分不開的。以民的整個生活，無論是宗教的，政治的、或社會的，都以天主為目的，天主支配著他們整個的生活。以民的地位所以如此崇高，完全是由於他們是天主特選的「司祭的國家」，「聖潔的國民」（出19:6; 見申7:6; 14:2, 21; 26:19; 28:9）。固此每個國民的一舉一動，都應遵守這個誡命：「你們該是聖的，因為我是聖的」（肋20:26）。他們整個生活應是天主聖善的反映，因此，以民的社會法律即是他們的宗教法律，宗教法律也是他們的政治法律。這些法律是以天主十誡為基礎，宗教生活，倫理社會生活的規律，都包括在內（出20:1-17; 申5:6-12）；其他一切，如倫理的和禮儀的法律，無非是這個基本法律的引伸。
法律既然影響以民的整個生活，顯然這民族的組織，也必然依據這法律組成，他們越服從天主藉法律所顯示的聖意，越堪稱作天主的百姓；他們如不遵守天主的法律，也就破壞了神權政體國家的制度，也就破壞了盟約，所以法律的遵守或違犯，便決定他們的存亡（30:15-20）。由此可見，以民的存亡，完全繫於遵守或違犯申命紀與否；由此亦可看出本書的重要性，以及為何對後期作品有如此重大的影響。
（五）中心思想：聖經學者皆認為本書是一部很接近新約思想的書。它的特點是在於把天主與人彼此間的愛情，作為宗教的基礎和目標。天主所以特選以色列子民，不是因為他們比其他民族優越，只是因為天主愛他們（7:6-8; 10:15）：因為愛他們而與他們立約；因為愛他們，才掛慮他們，並在曠野裡奇妙地領導他們，護衛他們，照顧他們（4:32-40等處）；因為天主愛他們愛到極點，才因愛生妒，絕不容他們去愛別的邪神，或崇拜別的神；因此，愛情的天主自稱為「忌邪的天主」，「吞噬的烈火」，對於失信的百姓決予以嚴懲（申4:25; 5:9; 6:15等處）。天主雖然懲罰他們，但在懲罰中，仍然流露著他的愛：「你的天主原是仁慈的天主，他不會捨棄你，不會毀滅你，也不會忘卻他起誓與你祖先所立的盟約」（4:31）。雖然天主嚴厲地懲罰他們，最後還拒絕他們，但是這也是出自他的愛，意在藉著這種拒絕，使百姓與自己益相連繫。雖然他們心硬固執，天主還是依然愛他們，永遠愛他們，死心踏地愛他們（4:28-31; 30:3-6）。面對如此偉大的愛，以民的生活必須配合這個聖愛，必須以「以愛還愛」，作為他們服從命令，謹守法律的基礎。實在的，申命紀作者即將「愛天主」、「遵主聖意」、「恪守法律」，視為一事（5:10; 7:9），正如基督在新約中所說的：「你們如果愛我，必要導守我的命令」（若14:15）。由此可見，那舊約為「畏懼的宗教」，新約為「愛情的宗教」的區別，不盡然合於實際。十誡之後（5:6-12），緊隨著愛情的誡命（6:5）。這也可見，「愛天主」的觀念，在申命紀裡是怎樣地佔著中心地位：「你當全心、全靈、全力、愛上主你的天主」（6:5; 10:12; 11:13; 13:5; 30:6, 10; 見瑪22:37; 谷12:30）。
既當愛主，自當愛人，不但應愛自己本族的人，亦當愛窮人、屬下、孤兒、寡婦，甚至奴僕（5:14; 23:16; 17; 24:6等處）；此外，愛人的範圍還應及於陌生的外人（10:16; 24:17; 26:12）。天主的愛是他們愛人的模範：天主怎樣愛了他們，他們也當怎樣去愛自己的近人（10:19; 24:18），如同基督在新約中，以自己愛人的模範，作為我們愛人的標準（若13:34）。
由上述各點看來，申命紀的思想實是最接近新約；當然，如果將申命紀的法律與新約對照起來，申顯得過於繁瑣，過於有法律的色彩。但是，不要忘記，這法律不祇是宗教法律，同時亦是國家法律，因此它當支配整個外表生活。但一切法律的中心觀念仍是宗教的，即是「愛天主」與「愛人」。關於這點，在新約中，有基督的證明。聖保祿更概括一切法律說：「愛就是法律的滿全」（羅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