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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Conscience, Conscientia）
1、語源：
此字原出於希臘字「Syneidesis」，意謂「同知」或「自知」；拉丁「Conscientia」為其同義字；我國就意義而不就字義譯作「良心」。此字就本義而言，不只含有「自知」之意，而且亦含有對「意識作為」好壞的判斷之意；我國「良心」二字也正含有此意。
在舊約內，除比較晚出，曾受希臘時代思想影響的智慧篇外（17:10），不見有用此字之處。這並不是說以色列人沒有「良心」的意識或觀念，而是說在舊約內不用此字，而用其他的字，即「心」字來指示「良心」（撒上24:6; 25:31; 約27:6; 詠17:3）。在這一點上與我國，甚或東方人的思想很相接近。希臘人，甚或西方人的思想重視「知」，而我國人和東方人卻重視「心」，以「心」為人生的中心和出發點，所以凡事都離不了「心」：如惡心善心，有心無心，心領心會，心鈍心智，捫心自問，問心無愧等。
誠然，不但在舊約內，即在耶穌時代和相繼而起的猶太經師時代，猶太人也沒有一特殊字眼來指示「良心」，或對「良心」為倫理行為準則的道理，有什麼特殊的演進。在經師的著作內，「良心」問題，事實上，也不過是指「善惡衝動」的鬥爭，並不是內心對善惡的考慮；並且這番爭鬥是受外在魔力的影響，而引起的一種涉及神話式的爭鬥。稍後，在十二聖祖遺囑偽經內，對「良心」雖有較為明確的觀念，「良心」一字亦散見於這本偽經內；但因為越來越注重形式主義，拘泥於法律的外在遵守或違犯，不注意行為的內在心理和動機，忽略了人性的自省和反省，因此對於「良心」問題，始終沒有一較清楚的概念。
新約是由舊約而來，因此這一現象也不免出現於新約初期，在四福音內，就沒有一處用過這一特殊字眼。這當然只就用字而言；就內容，四福音是與猶太經師的著述有天淵之別的：福音所攻擊的就是虛偽的「法律形式遵守主義」，始終注重內心，要人反省，自問，悔改，在真理上，誠心誠意敬拜上主，天主（瑪3:4-12; 6:7, 23; 谷7:1-23; 路6:39-46; 13:1-5; 若3:1-21; 4:19-26）。猶太人主張人的行為，完全受外在法律的統制，以「梅瑟法律」為人的行為惟一絕對的準則，不以私人自決的判斷有什麼價值，而只依然照「梅瑟法律」和經師的傳授，判決一切能有的事理；主張絕對的「他律」（heteronomos）。基督的教義不然，主張人享有相對的「自律」（autonomos），以自我的「良心」為人的行為的最近直接準則，要人依照「良心」與天主往來，事奉天主（瑪5:8, 28; 15:8, 9, 18-28; 22:37; 谷3:5; 16:14; 路1:51; 24:25）。所以基督的教義與猶太人的教義是互相對立的：一實一虛，一真一偽。
2、意義：
基督教教義對「良心」觀念的含義，在基督的教訓內雖已孕成，但使我們清楚明瞭這一觀念的含義的，還是聖保祿。聖保祿將這字輸入了基督教的教義內；全新約內三十次用了這字，聖保祿就佔二十五次。固然，他沒有依照系統討論「良心」的問題，但由他採用這字的地方，可以推出他對「良心」所持的見解：
（一）「良心」之於外邦人就如「梅瑟法律」之於猶太人。外邦人依照「良心」自行反省，而決定行為的取捨，有自己的「良心」給自己作證行為的好壞；所以享有相對的「自律」（羅2:12-16）。
（二）不但外邦人，即使基督徒在遇有疑難，須決定一事的取捨時，應隨從「良心」的指示，即使有時可能判斷錯了，仍應隨從。由此可見，保祿是以「良心」為人行事的最近直接準則（格前8:4-13; 10:23-30）。
（三）保祿自己也常談到自己的「良心」，說自己為人行事常憑「良心」；盡宗徒職務，決沒有居心不良的企圖；也要求接受他福音宣講的人，憑自己的「良心」判斷他的為人（得前1:5; 2:1-12; 格後1:12; 弟後1:3; 宗23:1; 24:16）。
（四）「良心」的純潔無罪，是憑對基督的信仰，接受他的洗禮，賴他的贖罪血祭，而獲得的（希9:9-14; 10:22; 參見伯前3:21）；為此，「良心」的好壞是與信德分不開的（弟前1:19; 3:9; 4:2; 鐸1:15），是以愛德行事的（弟前1:5; 羅14:13-23; 格前8:1-3, 11-13），是具有基督的精神，在基督內生活的（弟後1:3-14; 羅6:11-14; 8:1-17），而不是憑著「良心」就可以任意行事的（格前6:9-20; 羅14:1-12），因為天主拯救了人不作法律和罪惡的奴隸，而作了基督的奴隸，生活於正義，隨從聖神的指引，實行天主的旨意（羅6:18-22; 8:2-11; 格前7:22; 弗6:6-8; 迦5:24-26）。
3、保祿「良心」思想的淵源：
在新約作者中，只有路加不是猶太人，在宗徒中，又只有保祿受過希臘羅馬教育（宗22:3），他們二人又彼此有師徒的關係，所以在他們的著作中，都引用了一些希臘名詞；「良心」一字就是其中之一（宗23:1; 24:16）。
保祿引用的希臘名詞，有一些是當時哲學派所習用的術語，因此一些近代學者就以為保祿根據的，是這一學派或某一學派的思想。這一點似乎很難說得過去，因為保祿引用的希臘名詞，雖與一些哲學派別習用的相同，但其中的含義卻不完全相同或竟完全不同；就如「良心」一字，本是斯多噶派習用的術語，但斯多噶派所謂的「良心」，是指純出乎泛神論的一種與宇宙（斯多噶派以宇宙為神，以神為宇宙魂）相契合的理性自覺，所以謂之為「同知」。人既已與宇宙（神）混為一體，以神的意志為自己的意志，就再無「自律」可言。保祿不然，保祿以「良心」是人對超越萬有，獨立存在的天主的權威自作的反省，是人依照自作的反省，對天主的權威服從不服從所作的取捨；為此，「良心」好比是天主與人間的仲裁與見證，知道天主所要求的和人所應取捨的；為此稱「良心」為人之「同知」，可以呼「良心」對天主或對自己作證。
這端道理原是聖經內的一端大道理，舊約內亦講得相當清楚，舊約要求人聽從天主的聲音（創2:16, 17; 3:11-13, 17; 出5:2; 19:5; 申26:14; 耶3:13; 7:23, 28），要求人在天主面前或同天主行走（創6:9; 申5:33; 肋26:3; 依2:3; 耶6:16），要求人聽取天主的教訓（申4:1; 依2:3; 54:13）；並且明說天主要與人結立「新約」，是將他的法律刻在人心上（耶31:31-34; 則11:19, 20; 36:22-28; 參見希8:8-13; 10:15-17）。到了新約時代，天主藉自己降生成人的聖子向世人說教（希1:1, 2），以新法律成全了舊法律（瑪5:17-20），向世人所要求的仍是要人聽從他的聲音（瑪3:17; 17:5; 若10:3-27; 12:28, 30; 18:37），在他面前同他行走（若6:67; 8:12; 若一2:6），聽從天主的教訓（若6:45; 7:16-18; 8:28; 14:26; 16:13），心體力行天主的旨意（瑪7:21; 13:10-17; 若5:37-47）。保祿是一位傑出的經師，基督特選的傳道工具（宗9:15, 16），就以舊約的經義來闡明發揮，基督建立新約賦與人心藉愛德行事的「信德法律」（羅3:27），藉這法律人與天主來往（格後5:7; 哥2:5; 參見若17:3），度基督徒的生活；藉這法律人自知，天主的愛藉聖神已傾注於人心中，使人不再隨從慾望，而隨從聖神的指引生活（羅5:5; 迦5:16-25; 弗4:1, 17; 得前2:12）；信德堅固活潑，「良心」就精明能幹；信德薄弱，「良心」就遲鈍；信德喪失了，「良心」就沒有了（羅14:22, 23; 格前8:7-13; 16:13; 弟前1:9, 12-14, 19; 3:9; 6:12）。由此可見，保祿所講的「良心」道理與當時的哲學宗教思想有多大的分別；他只不過利用了當時民間慣用的一帶有哲學宗教思想色彩的名詞，來指稱他所謂的「良心」；至於其中的含義，全是出於舊約的經義和新約的精神。
我國神學歷來不甚發達，倫理學卻相當發達；自古對於倫理就有很精微的立論。倫理學是離不了神學的，所以我先民就很深信神的存在，常視倫理為「天理」，而不可侵犯；以「天理」來解釋倫理，以「天理」為「良心」之本，常與「良心」相提並論：謂「良心」為「天良」，謂「天理」為「天意」。
我國倫理學的偏差，是在於忽略了「神」的觀念，而只注重了「人」的觀念，以「人」為倫理的出發點和中心，所以倫理對人生發生的關係不夠徹底。
孟子早就提倡「良心」（告子上），「良知良能」之說（盡心上），漢、唐學者對之多有所發揮；到了宋明二朝，理學興盛，周、程、朱、王對「天理良心」，「良知良能」，更有獨到精闢的闡明和發揮，以之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然唐、宋、明理學，事實上，都受了佛教的影響。基督教的思想遠在唐代已傳入中國，但因沒有如佛教的譯經運動，士大夫無以得悉全盤基督教教義，因而在學術文化思想上不能發生作用。今日基督教人士盡力向國人介紹基督教思想；國人因與基督教文化國家人物多相接觸，較以往更明瞭基督教的教義。若我國儒家學者，在明瞭聖經所講的「良心」道理以後，以之來補充闡明、發揮中國的倫理，「良知良能」之說，又必是另一天地。
見法律、恩寵、罪過。